2012年12月31日，上海首个遗址博物馆上海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。蒋迪雯 摄
俯看脚下水闸闸门，铁吊铁环，青石板被铁锭榫铆接得天衣无缝，驳岸由层层麻条石垒成、整整齐齐难以置信，地下深7米的古代水利工程完好无损。
抬眼望去博物馆紧挨着鳞次栉比的高层居民楼，不远处就是车水马龙的内环线高架难以置信，700年前藏了这样一座国内已考古发掘的顶级规模、做工最好、保存最完整的元代水闸。
从文物发现、保护，到建馆、开放，这里历时12年才在公众面前撩开神秘面纱。
2001年发现之初，本报就立即“热点追踪”。2012年最后一天，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，记者又一次走进簇新的博物馆和即将拆除的项目筹建处，采访那些为遗址保护洒下汗水、长久坚守的“幕后英雄”。
60多岁的王莲芬，是整个元代水闸遗址项目的负责人，曾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、上海博物馆党委副书记。不久前，她在遗址工地摔骨折，右脚脚踝还未痊愈。她小心翼翼走下临时指挥部的简陋楼梯，到博物馆里查看现场情况。多年来，她在这里现场总要来来跑个几回。
谈起元代水闸遗址，王莲芬的口吻像在谈论自己最珍视的孩子：那是2001年5月3日，“兴宇建设”正在建造志丹苑商品房小区二期工程，当时在地上打桩时，打到地下7米深处就被硬物卡住打不下去了，连换了几个位置都是如此，负责工程钻探打桩任务的承包商狠狠心花了1万多元，请人特制了一个带硬钢丝刷的钢钻，用钢丝的磨力，终于将石板磨断带上来一块，没想到钻上来的正好是带铁锭榫的两块石板拼合部位。“你不知道，当时我们听说这事以后，心情有多么紧张。”
王莲芬口中的遗址发现过程，听起来惊心动魄一处古址，把考古学专家和市领导，都惊得冷汗直冒。
当时上海市文管委考古部主任宋建紧张极了。2001年5月3日下午，正在休假的宋建接到电话，说是延长路上的志丹苑工地打桩打出“宝贝”两块光洁平整、厚约25厘米的青石板，被一块元宝状的铁榫严密合缝“咬”在一起，从地下“强拔”出来时还连着衬石木板与粗大横梁。他派考古部博士到现场勘查，自己次日捧着相机冒雨赶到现场。他根据多年考古经验初步判断地下有一个罕见的水工建筑古址。实施工程单位停工等待结果，可是那么大的在建工程，停一天损失巨大。时任上海市文管委常务副主任的陈燮君给宋建下达“军令状”：10天里，必须弄清古址的范围、年代、性质。
宋建只用了8天，就回答了3个关键问题：遗址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；遗址年代在元朝；遗址性质为地下水利工程。
当时，全国发现的地下水工遗址不过3处，其中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，无论是规模，还是做工，都在志丹苑遗址之下。而曾扮演上海“母亲河”的吴淞江上，元代建造过十大水利疏浚工程，但至今无一处现世，位于吴淞江故道附近的志丹苑遗址，很可能是一把打开上海“问世”之谜的金钥匙。
于是，市文管委、市规划局、普陀区政府，各有关部门立即紧急协商。协商的关键，是要开发商在房产销售高峰期“让”出地皮，几乎所有的单位都做好了“攻坚”的准备。
令政府部门感动的是，开发商的文物保护意识非常强，表示愿意服从大局依法办事，就算没有一分钱补偿，也以遗址为重。同样令开发商没想到，有关部门不仅请来审计专家严格核算地价与相关投入，并且在多方论证后最终给予了开发商一定的补偿。
但因为许多客观原因的限制，元代水利遗址博物馆的建设过程，外观建造和陈列规划“同步”进行。
阳光下仰望博物馆，两片“人”字形的玻璃顶在钢结构巨型立柱的支撑下，就像正通过水闸，奔流直下的江河水。
它的设计者，是上海现代集团资深总建筑师、中国建筑设计大师蔡镇钰，带着一支年轻的团队完成水闸遗址地处居民建筑的包围中，场地狭小、四周交通繁忙，上面还有光新路桥，设计者因地制宜，让博物馆外观尽可能紧凑精致，总面积在3000平方米左右；玻璃天棚下，阳光可以漫射入室，设计上的自然通风又体现了绿色环保；而馆内穹顶“满天繁星”，又意寓着神秘和遥远，到处能够正常的看到遗址的影子许多参观者都说，馆内馆外的设计连接起历史和未来，看着让人心生感动。
为了寻找最好的建筑规划设计团队，2003年，有关部门在网上发布招标信息，国内外同时招标，众多海内外知名单位听取招标说明会，最终有8家单位9个方案参加投标。
当时参与这一工作的同志至今记得，专家评审会规模空前大、标准空前高，评议进行了一轮又一轮。一次关键性评审中，全国最顶尖的13名建筑、建设、文保、博物馆建设等领域专家，在上海市文管委的会议室里济济一堂，仔细审读着面前9份概念性设计的具体方案。最后的结果出乎意料：没有一个方案被选中，项目流标。
据说，当时的设想是，汇总专家意见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一等奖中标，二、三等奖酌情奖励，将借鉴部分元素加入一等奖。普陀区文化局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感慨：“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过程中，人对文化设施的审美要求和实用性要求都很高，对其期待远超于对一般建筑的要求。”
第二次的招标依然竞争非常激烈，最终由蔡镇钰教授夺标。当时，他放下手头许多重要项目，全身心投入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的建设：“我要在我的建筑生涯中，给上海留下点什么。”
开馆前，王莲芬团队每个人都病倒了，项目部负责人说：“我们接过无数个建筑工程，这个难度第一”
到了施工阶段，同样精益求精。起初的设计，博物馆顶部设计为钢结构斜撑起两块巨型平面玻璃，以此表现水的流动。就在施工建设前，方案改成了阶梯状，用3000多块玻璃反映流水的波浪型。上海第四建筑公司项目部负责人说：“每一块玻璃片都不一样，每钻一个孔就要分毫不差，而且玻璃反光无法在白天定位施工，施工只能选在晚上进行。”外立面的2000多块石材也各不相同，共有20多个品种。
他记得，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，每做一个决策、一次改动，讨论的过程经常争得面红耳赤，但最终达成共识后，又都是竭尽全力，精益求精，要让“作品”完美呈现。每位参与工程的新民工，除了进行实施工程安全教育和人身安全教育，还会接受考古专家的文物保护教育课。“专家们真敬业啊，他们把这些古迹看得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。”施工队里的不少工人，开始尽管对文物的重要性不太了解，但也从专家们的“谨小慎微”中，感受到了文物的重要性。在陈列施工和建筑物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，文物先后被回填两次，专家们非常小心地在文物上盖上沙袋、搭建保护层，再铺设木板，把每块木头、每根木桩都拍下照片，回填打开后一个个角落进行核对，生怕弄错任何一个小细节。
一次施工中，驳岸垒砌的石块被碰了一下，稍稍有些歪，专家们立即通过照片和测量数据，丝毫不差地恢复原貌。“专家们经常对着我们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不要踩到，其实在博物馆施工这么久，我们也对文物很有感情。”
据说，在博物馆开馆前的一段时间，王莲芬带领的这支团队，任何一个人都病倒了。“四五个在工地上骨折的，还有一位脑梗的，但我们都坚持到了最后，看着博物馆每天迎来送往一批批参观者。”
博物馆旁边那个由活动房子搭建而成的临时指挥部，据说还要存在半年才会拆除。许多后续工作还在进行中，项目资料的归档整理，整个项目的验收、决算审计等等。而目前最令专家焦急的，还是地下渗水的问题。记者在陈列展区看到，木桩所处的地表有地下水渗透，有专门人员在做抽水处理。专家们和记者说，渗透的原因主要在于，上海地下结构较为复杂、地下水丰富，人工抽水不是长远之计，有人提出拔起木桩、将底部封闭后再回填的做法，也会伤了文物的元气。这样的一个问题，直到现在尚未找到破解之道。
专家说，文物维修历来有3种形式：上海音乐厅那样的整体迁移；木结构建筑物的落架大修；这处遗址的原地原址保护。“原地原址的保护，始终是文物保护的第一选择，真正将原始信息存下来。但跟着时间的变迁，如今的环境已今非昔比，无法让文物适应今天的环境，只能在技术能达到的范围内改变环境。”
一墙之隔的居民区，12年未造门卫室另一群“无名英雄”
在整个遗址博物馆长达12年的发掘、保护过程中，还有另一群“无名英雄”与博物馆毗邻的志丹苑小区居民。
记者站在博物馆工作区2楼的阳台上，觉得小区多层住宅楼几乎就在“咫尺”。博物馆与最近一幢楼仅间隔10米不到，3楼一户人家厨房里，阿婆正在烧的菜也看得一清二楚。
“和遗址共处12年，我们的居民付出很多。”甘泉路社区悦达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吴栋华和记者说。志丹苑小区包括8幢多层楼、1幢高层楼，共365户居民，距离博物馆最近的有4幢楼。当时楼盘二期开发过程中，发现了遗址，原先计划建造的楼盘、绿地和配套设施为此都停止建设，小区里的车行道因此变窄，看不见门牌号，12年未造门卫室，小区门口只有一个两三平方米的临时门卫室，连监控设备也无从安放。许多来串门的人都觉得，这些都和市中心的商品房小区不匹配。
“2009年博物馆开工后，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更大。”许多居民都和记者说，开工建造博物馆的那几年，工地噪音很响，土方车进出影响了住户通行，还有的居民家里墙面开裂。
居民一度不理解，甚至有老人搬着小板凳坐在工地门口，不让土方车出入。居委会知道这件事，先召集业委会成员、楼组长、小区党员们一起开会，向大家宣传文物保护理念，倾听居民的困难。项目筹备组和建设方也走进小区，一次次直面居民，调整实施工程的方案、改进文明施工措施，有时候一天要开五六个协调会。
博物馆开馆前一阵，小区里又起波澜。居民们要求尽快建成门头、造起正规的门房间。这件事情从居委会反映到甘泉街道，从甘泉街道反映到普陀区，项目筹备组也向市文管委汇报此事。
眼看着博物馆开馆在即，居民们心急如焚，害怕博物馆开馆后，自己的事情没人管。“我们来安抚居民，你们加紧出方案。”业委会主任阮云斐和副主任解建平等人，主动请缨做居民工作，甘泉街道城管科负责人马文龙等人，则负责协调各方，督促问题解决。
终于，市文管委与居民达成协议：将出资建造小区门头和门房间，尽快拿出方案让业委会认可，把商品房小区恢复成应有的样貌。
2012年12月31日博物馆开馆这天，附近的居民们都喜气洋洋看热闹。市文管委为了感谢居民多年的配合，送出6000多张参观券，欢迎附近居民成为首批观众。
闹市区保护古遗迹，有一个原则。上海市领导曾表示，元代水闸遗址与大多数古迹不同，虽然只有1500多平方米，但紧紧挨着居民楼，保护过程中，必须周到考虑附近居民的利益。这个原则，贯穿在遗址开发保护全过程中。
开馆以后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接管遗址博物馆，负责日常运营和接待。宣教部主任曹平尔常驻在此，看着进进出出的参观者，她同样感到自豪。“参观人数大大超过预计。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外国专家、学生，还有就是住在附近的居民。有几名社区阿姨，经常带朋友到这里参观，她们自己当讲解员，不但介绍文物，还讲出文物开发保护过程中的轶事，许多趣事连我们都不知道，”曹平尔说，“居民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。”
站在博物馆里望向居民区，引发我们许多思考：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如何兼顾？以何种方式向公众展出文物？保护过程中如何减少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影响？这种兼顾种种的“平衡之策”，是政府各方和文保专家们需要长期思索的问题，其意义也许不亚于文物本身的价值。
开馆那天，陈燮君感叹：今人总是称赞别国工程管理如何精确，其实我国先民的工程，已达到了令今人惊叹的地步，因为他们是在用心做一项工程。他说，古人给木桩编号，就为了保证基础工程做得有章法；而用铁榫固定石板的做法，则是为确保石板“无缝连接”。他说，元代水闸遗址博物馆，填补了上海没有遗址博物馆的空白。即将建成的崧泽遗址博物馆，很有几率会成为上海的第二家遗址博物馆。随着这些遗址博物馆的陆续建成开放，上海文化历史底蕴的发掘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。
文保专家和记者说，遗址的发现，在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发展史上非常非常重要，为了解古代水利建造的工程技术流程提供了直接的依据。
谜团之一，就是水道的改变。此处元代水闸最重要的功用就是让河道中的淤泥沉淀，净化水质。这里的“河道”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苏州河前身吴淞江的一条支流。但是今天的这段河道已经移到了1公里开外。也就是说，河道在800年之间发生了移位。原因尚不清楚；
谜团之二，据考证，这个上海元代水闸是元代著名水利专家兼书画家任仁发设计的，而古书记载，任仁发在上海共设计建造了10处水闸，另外9处水闸今在何处，尚不明了；
谜团之三，上海是个水系发达的城市，由支流到干流，再到海洋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航运体系。此处元代水闸与航海到底是何种关系，也有待破解。
